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学生们不得不上了半年网课，高考则延期到闷热的7月。而由于突发暴雨，安徽歙县的考生还要面对“一延再延”。高考年年都有，但这一届的考生真是太难了!
回溯历史，走近古代考试——科举。它从初创起，就成为了国家重要的人才考核制度。在1300余年的发展流变中，科举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，在湖南也经历过沉寂到勃兴的发展历程。一代代湖南考生曾怀抱着不同的梦想走进考场，再走向不可预料的人生。
唐代的湘籍进士多是湘南人
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初创期，也是门阀贵族势力较后世强盛的时期，考生的家庭背景难以被忽略。唐代进士总人数6000余名，湖南人只有25名。这些进士大多出身不错。湖南第一位进士是唐玄宗开元十八年(730年)极第的长沙人欧阳稚，他是初唐书法家欧阳询的从弟欧阳允的曾孙。最有名的考生是延唐(今宁远)的李郃。其祖父李周延、父亲李太渊都先后任道州文学。他于太和元年(827 年)登第，擢为贤良方正科的第一名，不仅是唐代湖南地区第一位状元，也是今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江西地区的第一位状元。
状元及第后，在第二年的制科策试中，他不满同考者刘蕡因在考卷中直指宦官专权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，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蕡。因此，李郃被排斥出京，历任河南府参事、贺州刺史等职，在职期间，他励精图治，留下美名。有趣的是，据说，他告老还乡之后，还发明了麻将和字牌的前身“叶子戏”，真是“学霸比你会学，还比你会玩”。
(在湖南的历史上共出现过14位状元)
唐代湖南 25 名进士中，有 24 名是在唐代中晚期考中的。这与安史之乱后北方藩镇割据有很大关系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剧，中央官学的衰微，让地方的“乡贡”考生中榜概率提升。而为了躲避战乱不得不南下的文人，也促进了南方地区文化的发展。
从唐代湖南地区进士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，有 16 人分布在湘南地区，其中道州 8 人，衡州 4 人，郴州 4 人。而道州宁远一县产生了 7 个进士。湘南地区偏僻荒凉，在当时被认为是“罪臣流放之地”，唐代中后期，有 40 余位著名学者曾在此做官或游历，包括羁縻于此 10 年的柳宗元。
柳宗元是湘南地区教育事业的拓荒者之一，为湘南地区的人才培养倾注了许多心力，对此，韩愈也认为“衡湘以南为进士者，皆以子厚(柳宗元字子厚)为师”。在柳宗元“口讲指画”的悉心指导下，湘南这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涌现出一批科举人才，湘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一直繁荣到后世。看来，榜样的力量，真是无穷的。
行路难，湖湘学子赴考有风险
唐代开始，政府就设立闱（即贡院），作为考场。郡县可自行举办乡试，再选拔举子入京考试。到了明代，朝廷规定“科举必由学校”，将学校纳入科举考试的体系中，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，都成为科举人才的预备机构，书院因此丧失了办学的特色。同时，湖南地区因元末战争损失了大量人口，新迁入的江西移民多为谋生的农民，对于恢复教育事业、培养科举人才帮助甚微，明代湖南的科举事业也较为衰落。
当时，多数省份都有贡院，少数省份却是合闱而试，湖南也是其中之一。湖南与湖北在各自成为独立行省之前，同属湖广省，省会设在武昌，湖南士子一直都在武昌贡院参加乡考。
虽然各个县都提供乡试路资，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，偏远地区的路资微薄。更遑论前往湖北必须经过洞庭湖。洞庭“湖水浩瀚无涯，波涛不测，六七月间，风浪尤险，间有覆溺之患”(《清史稿》)。洞庭湖的盗贼活动还很猖獗，“洞庭渐为盗贼渊薮”。湘南、湘西的考生就算到长沙就已经路途很遥远，到武昌还有巨大安全隐患，很多优秀士子由于经济原因或者畏惧遇险而裹足不前。
(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对古人来说是天险)
清朝康熙三年(1664年)，湖南从湖广行省分离出来，成立独立的行省，却还是没有建立独立的贡院。此后近60年，湖南士子以及湖南历任官员不断请求分闱。
雍正元年(1723年)，皇帝下旨湖北、湖南分闱，授权湖南巡抚准备考试的场所。次年，湖南举行乡试。
促进分闱的不仅仅是前往武昌路途遥远，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“湖南文风日盛”。清初开始，政府便通过举行科举考试来笼络民心，消除百姓对其抵触情绪。湖南各级学校发展迅速，地区教育文化事业有了很大进步。此外，建造贡院需要大量投入，保守估计需要白银2万两。不说平时的维护费用，每次乡试还需要几千两的费用。湖南当时也已经具备独立修建贡院的经济能力，无需国家出资。这一切让分闱来得顺理成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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